洞朗之后:中国需要弥补外交短板

在洞朗危机结束之后,印度总理莫迪最终参加了厦门金砖五国领导人会晤。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或许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洞朗危机暴露的诸多问题,或许还有深入检视的空间。


一直以来,中国试图通过多边组织将印度拉入同一个阵营,比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在全球气候谈判中进行合作等,以共同应对和改变对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中印各自都专注于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力图实现国家崛起。应当说,两国的国际与国内目标有某种共同性。

但是,这两个相邻国家的双边关系却是最危险的,印度不仅仅把中国视为竞争者,有的时候更像是在对待一个敌人。而相比而言更强大的中国,却疏忽了印度的敌意。或许在中国看来,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可能会刺激印度更加反华,并且分散中国处理来自太平洋方向挑战的精力,又或者面对印度的“无理取闹”,中国并不想沟通。总之。印度并没有列在中国外交的重要议程名单上。可以说,两国都没有正确而恰当的对待对方。

一直以来,中国外交的核心思想是大国外交,即专注于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中美博弈有关。在中美博弈的棋局中,外交相对独立的印度似乎分量较轻,这也是中国忽视印度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一次,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拉近与印度的关系以共同遏制中国的时候,受到鼓励的莫迪给了中国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教训。

过去几年,奉行“东进政策”的印度在南海、西藏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并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今年5月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峰会几天后,印度宣布与日本构建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意图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随后,印度与美国、日本加强了军事关系。但是,对于印度日益升高的不满与敌意,中国依然是一直忽略的。

这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类似:装作与己无关而执行“拖字诀”。这是长期以来执行“韬光养晦”政策的后遗症:不想“惹事”,最终体现为消极无为(拖延)与妥协,当中国崛起要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并要求外交部门为国家发展利益服务的时候,长期无为的外交部门则体现为无能,或者只会用经济的办法收买别国。中国新领导人要求外交积极有为,但没有多少人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聪明人都在忙着追逐财富,体制内则扼杀人才。

事实上,至今在很多方面,中国并没有为国家崛起做好准备。外交部门、智库、学者、军方、情报部门等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研究,大多数时候是坐在北京看世界,甚至是通过西方去观察。中国人普遍缺乏融入世界的兴趣和热情。世界各地有一些投机者或为了生计而四处游荡的中国商人,但他们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在败坏中国的形象。也就是说,中国人根本没有要成为一个“新帝国”的自觉,只要不受欺负就已经欢呼雀跃了。

这一次,中国在洞朗地区的系统性疏忽导致底线失守,被迫调动庞大的军事与外交资源捍卫主权,相当于“将刀架在印度脖子上”,才吓退对方,但付出了巨大成本,包括国家权威资源的流失。中国经不起几次这样的疏忽。官僚化的外交系统早已无法担负护航国家崛起的任务,他们不能将中国的力量转化为能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恰当地维护国家利益。


对于印度经济发展而言,当前的国际环境存在一个机会窗口: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因为制造业成本不断增加而导致产业资本大规模转移,而产能与资本过剩的中国也想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以及本国的开发银行等,增加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实现互通互联。缺乏基础设施并拥有强大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印度,恰恰应该拥抱中国的资本与工厂。

近日,由印度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仿效中国设立大规模经济特区,推动城市化步伐,制造具全球竞争力的产品以增加出口,等等。该报告共提到“中国”67次。报告认识到出口对提高生产力、就业和工资的重要性,并指出至今只有四个国家和地区在30年内“成功转型”,分别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但只有中国大陆的人口规模与印度相近,因此最具可比较性。可以看出,印度至少是清醒的–尽管他们并不接受中国。

中国经济的腾飞同样得益于一个机会窗口,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动经济改革并稳定了局势,比东南亚国家更具有吸引力,在本世纪初由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与弱美元政策导致的全球产业大转移来临前,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完善了基础设施并加入了WTO,吸引全球产业资本涌来,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

在非洲,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廉价智能手机为一些国家提供了经济腾飞的基础。印度发展用于出口的制造业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应该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开始。因此,从理论上看,印度需要中国帮助改善其交通、电力、通讯等设施匮乏的局面,并鼓励中国工厂向印度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既可以提供廉价而又庞大的资金,又拥有超级工程能力(设备质量、工程速度、工程质量、低价格优势等),这是中国的一种战略资源。

一定程度上,中国企业也许不应该使用这种战略资源参与印度的基础设施项目,因为这是在帮助一个竞争者与潜在的敌人。印度醉心于与美、日的价值观联盟,但是,这些国家对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兴趣不大:美国和欧洲正在重振制造业,日本从中国转移的工厂大约六成回国,剩下的流向东南亚。因此,美国只能向印度转让F16生产线,而日本给印度许诺的投资几乎没有兑现。

中国的通讯企业(如华为)与手机制造商(OPPO、小米等)的价格优势帮助印度大规模普及移动网络和用户,移动互联网平台可以开发出更多商业价值,就像中国发生的“弯道超车”一样。印度是一个软件业发达的国家,一旦拥有了数亿级别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商业市场,并与软件优势结合,未来可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走在产业革命前头。在这方面,他们比中国具有人才优势,只是暂时缺乏市场规模。

但目前一个有些可笑的格局是,印度是全球对中国执行反倾销政策最多的国家,并以安全为由对中国的通讯与手机企业进行骚扰,中国政府也不断公关印度政府,希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原本应是印度祈求中国帮助,现在反过来是中国恳求印度接受自由贸易与投资理念。应当说,如果是一个中小国家,中国为了商业利益或地缘政治的需要,可以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但是,对于印度这样一个与中国体量相近的大国,如果单单将印度市场视为一块商业肥肉,动用战略资源去帮助这个敌视自己的战略性大国快速崛起,对中国而言,可能隐含着某种风险。

如果中国企业不去印度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不去制造与销售手机,只是丧失短期的商业利益,但对印度而言,可能会丧失一个机遇期:印度将继续受到基础设施缺乏以及制造业投资过少的困扰,一旦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印度将拉开与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制造业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而且目前看来,机器人取代人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此外,莫迪启动的改革如果长时间没有收获,也可能被反对的浪潮浇灭。


印度对中国的敌意既有战争留下的历史创伤,也有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与大国野心刺激的对抗意识,在这些因素综合下,印度无法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再加上巴基斯坦等因素,印度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似乎水到渠成。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认为中国执行的是美国人提出的“珍珠链”战略,中国在印度洋上建设的港口,被视为对印度势力范围的侵蚀与包围。

事实上,世界 90%的货物贸易和65%的石油通过海洋进行运输,而印度洋承担着50%的集装箱货物及70%的石油产品的运输,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与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印度洋航线。因此,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具有合理性,对安全的关注无可指责。在“冷战”时代,这一地区是美苏对峙的边缘地带,“冷战”结束后,无政府主义、战乱、恐怖主义、海盗等充斥着从东非、中东、南亚到东南亚的环印度洋地区,这里成为了全球动荡中心。印度洋也是唯一没有大国主宰秩序的海洋。美国的重心一直在太平洋与大西洋。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维护自己在印度洋的海洋权益理所当然。一些印度人狭隘地认为“印度洋是印度人的海洋”,但事实上,印度洋属于世界,印度也根本没有能力维护这一地区的秩序,甚至其内部就存在着各种动荡的火苗。中东地区长期的战乱、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组织蔓延,可能在未来引发更大的混乱。这一地区令人不安的前景,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以及印度都严重依赖这一海域的运输与石油供应,决定了各方都有维护该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责任。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中国必须为该地区提供公共品。美国对这一海域的长期忽视主要是因为与其经济利益关系不大。

因此,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并不是将印度作为战略对手或敌人加以包围。中国并不将印度视为敌人,印度也没有必要对中国抱有敌意,事实上,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需求大于分歧。中印两国都是规模庞大的石油进口国,对石油的稳定供给与安全运输都有共同的诉求,完全可以与中东产油国联合起来达成某种共赢的协议。两国在该地区反恐方面也面临共同的挑战。当然,经济上印度更需要中国的支持。

印度应该收敛自己在南亚建立霸权的想法。这是一种过时的想法,也是因为南亚长期处在“世界之外”而形成的幻觉。未来世界的中心将会是印度洋,因为它在运输线上的战略地位以及面临的各种威胁。中国、美国等国必然会加强在印度洋的存在,这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印度应该承认现实、加强合作,而不是采取印度版的“门罗主义”。印度对中国抱有太强的敌意,只会让自己成为其他国家的一颗棋子、一个麻烦。

对中国而言,现在既有来自太平洋的遏制者,也有来自印度洋的挑战者,而且他们有联合的苗头。美国权威加速流失正在刺激他的盟友们(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拥抱彼此,以增强安全感。美国也乐意寻找印度这样的新朋友加入圈子。目前,中国应该降低外交调子,专注于国内改革与经济发展,而不是刺激这个潜在的同盟。在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的时代,世界不确定性风险急剧上升,中国有必要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一道解决面临的挑战,一个由“G2”稳定世界的格局,远远比混乱的局势更有利于中国利益。

在中国国内,在全面改革方案制定之后,在某些时候,改革并没有将进步的意义表达出来,相反,一些临时性政策表现出保守的迹象。这也是西方国家越来越警惕中国的另一个原因。中国应该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开放性,而不是强化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中国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也不应该对《战狼2》这样的电影加以赞扬。这部商业片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不安的信息,中国人远远低估了创下票房纪录的这部电影所产生的国际负面影响。

当前,民族主义正在一些国家兴起,中东的战乱并未停息,朝鲜问题又迎来了“结算期”,世人也从美国内部的分裂、仇恨中嗅出了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用开放精神以及负责任的国际行动成为全球稳定之锚–尽管这个责任可能过于沉重。(转载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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